作為中國地質學的鼻祖，翁文灝終其一生，在歷史動蕩的歲月中，為我國地質科學研究、資源開發和經濟建設做出了顯著的成績。

撰文/記者 王雪瑩    圖文編輯/陳永杰

翁文灝是誰？在中國地質事業發展的百年征程中，他用無數個“第一”向世人回答了這個問題 ：他是中國第一位地質學博士、第一位撰寫中國礦產志的中國學者，也是第一位代表中國出席國際學術會議的中國地質學者 ；他是中國第一本地質學講義的編撰者，也是中國第一張全國地質圖的繪制者 ；他是第一位系統性地研究中國山脈的中國學者，也是開發中國第一個油田的組織領導者……

翁文灝（1889—1971）

作為中國地質學的鼻祖，翁文灝終其一生，在歷史動蕩的歲月中，為我國地質科學研究、資源開發和經濟建設做出了顯著的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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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于亂世，矢志報國

1889年7月，翁文灝誕生于浙江省鄞縣石塘鎮一個亦商亦農的傳統士紳家族。作為當地有名的富戶，翁家為年幼的翁文灝提供了優渥的生活。在父親的影響之下，翁文灝從小就喜歡新奇的事物，尤其對各種發明創造尤為感興趣。盡管年幼失恃，但在祖母的悉心教導下，翁文灝茁壯地成長著，沒有沾染一絲紈绔子弟常見的惡習。

▲地質調查所舊址前的中國地質事業創始人塑像。右為翁文灝

六歲那一年，翁文灝進入當地私塾開始讀書。他聰穎好學，才思敏捷，因而頗受老師喜愛。然而，就在翁文灝還在埋頭書本一心向考之時，窗外的世界卻在悄無聲息地發生著巨變：甲午戰爭戰敗，康有為“公車上書”，孫中山立誓結盟號召革命，譚嗣同戊戌變法失敗……封建社會正在風雨中飄搖，在歷史洪濤的怒吼中，一個新的時代正在醞釀。就在這樣的大背景下，1902年，13歲的翁文灝初次參加科舉，一舉就中得了秀才，然而翁家還沒來得及高興，延續了千百年的科舉考試制度就在兩年后被取消了。

一時間，舉國上下，無數在突然間丟失了仕途的讀書人呼天號地—沒有科舉制度，考來的頭銜又有什么意義？然而對于年輕的翁文灝來說，取不取消科考制度他并不在意：舊式學校停了，那就去新式學校，只要可以學習新的知識，那就是好的。就這樣，在科舉制度被廢除的第二年，自幼就深知“自力更生需崛起”的翁文灝隨即考入上海震旦學院，在那里開始接受洋人的新式教育。

▲位于寧波市海曙區月湖西岸大書院巷11號的翁文灝故居

對于翁文灝而言，盡管在上海震旦學院的學業非常艱苦，但這段寶貴的求學生活卻為他打開了新的人生大門。在這里，他看到了四書五經以外的新世界，一個由快速發展的科學與技術引領的新世界；也是在這里，他看到了科技如何使西方國家強大起來，也目睹了落后的舊中國如何被西方列強無情踐踏。面對此情此景，年輕的翁文灝感慨萬千，熱血沸騰，揮筆寫下了“我雖年少知自勉，須扶衰弱佐中華”的壯志豪言。自此，救世報國、匡扶中華成為他一生的志向。

1909年，發憤圖強的翁文灝以優異的成績考取了浙江省官費留學的名額，前往比利時魯汶大學專修地質學。數年間，他省吃儉用，刻苦求學，抓緊一切機會去野外考察、調研。四年后，翁文灝以一篇“最優級”博士論文完成了他的博士學業—在大洋彼岸的歐洲大地上，中國有史以來第一位地質學博士就此誕生了。

也正是在這一年，接受了全面系統的西方現代科學技術訓練和現代科學精神熏陶的翁文灝，以“盼國勢之復振”的滿腔熱血，踏上了報國救民的歸鄉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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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火傳承，育人育才

回國之初，翁文灝曾有過很多的職業選擇，其中就包括去外企擔任總工程師一職，這在當時實屬炙手可熱的高薪工作。然而，翁文灝卻堅持“不為洋人工作”，選擇了教書育人這樣薪資微薄的領域，毅然決然地投身到了為中國地質發展培養人才的偉大事業中。

▲1916年地質研究所教員與卒業生合影。前排左一為翁文灝

翁文灝回國之際，恰逢我國地質學發展百廢待興。地質學家章鴻釗、丁文江等人雖積極籌辦地質研究所，但彼時國內人才匱乏，研究所連教學師資都成問題。就在這時，翁文灝猶如“及時雨”一般地歸國了。獲知此事的章鴻釗欣喜若狂，立即向翁文灝發出了邀請。就這樣，拒絕了高薪工作的翁文灝來到了地質研究所，開始走上講臺，為學生主講礦物學、巖石學等專業課程。

翁文灝的到來，不僅使地質研究所久懸未決的專任教授一職責有攸歸，“如鼎之有足，不虞覆餗”，也極大地豐富了地質研究所的授課內容，提高了教學水平。為了給學生打下堅實的基礎，翁文灝多次根據學員所需調整課程內容，先后為學生專門開設了光性礦物學、巖石及礦床學等專業課程，以求增強課業的實用性。其間，他還用法文編寫了《地質學講義》，實為由中國人編寫的第一本地質學講義。

為了提高學生的實踐能力，翁文灝身先士卒，曾多次帶領學生參加野外考察，足跡遍及北京西山、燕山等地。在教研工作之外，他還將地質研究所師生多年來所做的圖表、標本等悉心匯編，對外進行了匯報性的陳列展覽，而此舉亦被后世學者稱之為“中國地質博物館的創始行為”。

▲中國地質學會部分創立會員合影。前排左三為翁文灝

在培養地質人才的同時，翁文灝也積極投身中國地質學會的建設工作。彼時，中國地質學人才在章鴻釗、丁文江等人的積極推動下得到了顯著的擴大，在國內逐漸形成了以地質研究所、北京大學地質系為中心的有一定規模的人才隊伍。然而隨著研究工作進一步推進，翁文灝漸漸發現國內地質學者的“人單勢孤”—中國地質學者不僅缺少與國際學者交往的機會，就連查閱外文資料的渠道都頗為有限。

為了打破這種局面，翁文灝與章鴻釗等人決心參考國外地質學會的經驗，在中國為中國學者成立一個全國性的專業學術團體，為國內學者加強交流聯系、與國外學術團體開展學術交流提供一個良好的平臺。就這樣，1922年，中國地質學會在多方的努力之下成立了。同年，作為創會學者之一的翁文灝即代表地質調查所和中國地質學會，出席了在比利時召開的國際地質大會，為中國同國際地質學界的交流架起了第一座溝通的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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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調為宗，開拓創新

除了教書育人，竭盡全力地為國內地質人才創造健康的成長環境，翁文灝自己也從未停下科研創新的腳步，在測繪、礦產等領域也取得了諸多成就。在他看來，“我們（中國）自己的材料、自己的問題，不快快地自己研究以貢獻于世界，卻要‘勞動’外國人代我們研究，我們應感到十分慚愧，應自加十二分的策勵”。帶著這樣“十二分的策勵”，篤行信道的翁文灝開始了他艱苦卓絕的科研工作。

1916年，在結束了地質研究所的教研工作后，翁文灝投身到了地質調查所（原礦政司地質科）的發展與建設。其間，他以極大的堅韌和毅力，克服了常人無法忍受的艱苦條件，一路披荊斬棘，將“一窮二白”的地質調查所發展成為我國地質科學研究的中心，為開創中國近代地質科學做出了巨大貢獻。

▲翁文灝（前排右二）與地質調查所的科學家留影

在地質調查所成立之初，擺在首位的工作就是要繪制中國地質圖。在此之前，中國在地質圖領域幾乎處于一片空白的狀態，即便偶有外國的探險家和科學家繪制，但地圖不僅數量稀少，而且信息也有很多誤差。為了“讓中國有中國人自己繪制的標準地圖”，從20世紀20年代初開始，在翁文灝的主持之下，地質調查所在中國開始了前所未有的大面積地質調查和地質填圖工作。

盡管預想到了一切可能的艱辛，但這項浩大的工程比翁文灝能預想到的還要艱難：由于缺少經費，他們用過的最昂貴的交通工具就是一頭小毛驢，但多數時候連毛驢都沒有，翁文灝和同事常常要靠著一雙腿，走千山、跨萬水，風餐露宿，其艱苦不可言表。然而，這些“柔弱”的書生們卻以極其頑強的意志扛了下來，不僅如此，翁文灝還在大量野外考察和資料研究的基礎上，陸續發表了《中國山脈考》《中國地理區域及其人生意義》等學術著作。

功夫不負有心人，1919年10月，由翁文灝撰寫并發行的中國第一部系統性礦產報告—《中國礦產志略》中，附著一張六百萬分之一的著色《中國地質約測圖》。這張看似簡單的地圖，其內容盡管在今天來看未免有些簡單，但作為中國學者自己編制的第一張中國地質全圖，它的問世卻是中國地質學發展歷史上的豐碑，標志著中國地質學在地圖學領域邁出的重要一步。

除了地質測繪和地圖學，翁文灝也格外重視對礦業資源的勘測。在他看來，一個國家的工科發展應與其實業發展緊密相連，“地質之應用日著，雖地質學范圍甚廣，不專以礦產為目的，然大勢所趨，研究礦產者，不得不利用地質，研究地質者亦遂不得不注重礦產”。就這樣，秉持著“以實地調查為宗”的宗旨，翁文灝開始了對我國礦產資源尤其是礦業現狀的勘測和研究。在大量普查的基礎上，他匯集了國內外文獻和諸多古籍，先后編寫了《中國礦產志略》《中國礦產區域論》《中國礦床生成之時代》等學術著作，系統詳實地闡述了他對中國礦產尤其是金屬礦形成的原因及分布認識。為了掌握中國鐵礦儲量的真實數據，翁文灝在全國范圍內開展了大量的調查和研究，終于在1921年給出了一個可靠的科學結論—中國鐵礦砂總儲量為97000萬噸，而這也成為中國學者對本國鐵礦概況所做的首次系統性的調查與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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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以致用，利國利民

1911年至1927年，是中國震災最嚴重的歷史時期之一。1920年，甘肅省東部突然發生8.5級大地震，山崩地裂，村莊壓沒，人煙斷絕，死傷無數。在這種情況下，翁文灝頂著余震不斷的極大風險，立即帶隊以考察團成員的身份，親赴甘肅震區做實地科學考察。

▲翁文灝（左）在甘肅考察地震區時臨時住的帳篷

在災區的調查工作既危險又繁重，但翁文灝卻總是身先士卒。他廣泛地統計和記錄了各類宏觀震害現象，為我國的地震調查與檢測研究積累了寶貴的影像資料。面對災區慘烈的狀況，翁文灝感到觸目驚心的同時，內心也深受觸動—作為科學家的社會責任，應是“須照得人類平安，方見得它的用處”??！

為此，回京后他參考外國學者研究，閱讀了大量古代典籍和地方志，在精確的調查和計算基礎之上，對歷史上甘肅所發生的地震給予了全新的科學考察和分析，不僅找出了歷史地震的分布區域與地質構造間的關聯，還據此繪制了中國第一幅地震區域分布圖，并以此發表了《中國某些地質構造對地震之影響》等論文，獲得了各國地質學者的重視。

▲1930年鷲峰地震研究室落成。右二為翁文灝

在翁文灝看來，減少地震損傷的要務之一就是地震預警，而后者“須基于平時之研究”，建設地震監測臺就成了重中之重。為此，翁文灝四處奔走籌措，終于在北京鷲峰山莊秀峰寺建立了鷲峰地震臺—中國人自己建造、自己管理的測震臺，中國現代地震觀測史也由此開始。同時，為了提高民眾防震減災的意識，翁文灝又基于大量的實地考察，撰寫并發表了《地震》等科普專著，明確提出地震導致房屋坍塌的六種情況，對防震減災工作給出了七條寶貴的建議，為民眾應對地震災害以及災后重建發揮了指導作用。

可以說，翁文灝創造了一種新的方法，開拓了一種新的思路，極具創造性地“以舊利新”，讓古籍可以為現代科學研究所用，為我國的地震科學研究做出了前所未有的巨大貢獻。時至今日，由翁文灝所開拓的地震史研究已經成為我國地震科研的重要領域，亦成為地震預測研究手段中的重要分支，為社會經濟建設發揮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修復后的鷲峰地震臺

除了防震減災，翁文灝也是我國石油勘探的奠基人之一。1921年結束甘肅地震調查后，翁文灝組建調查小組，奔赴玉門地區進行石油地質勘測。

目睹了礦業發展對西方國家的推動之力，回國后，翁文灝就一直關注礦產研究，并陸續發表了《開發西北礦業計劃》《煤礦石油調查研究計劃》等報告。在《中國礦產志略》一書中，翁文灝不僅指出了中國石油天然氣分布區域，還突出論述了陸相地層中石油天然氣、石油陸相生成理論等問題，這些論斷不僅成為近代中國最早的石油地質論，更帶領中國石油地質學發展進入了新的紀元。

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為了解決抗戰所需能源供應問題，翁文灝下定決心開發玉門油田。為此，他奔走呼吁，在多方幫助下成功與周恩來會晤，商洽鉆機設備等問題。聽到翁文灝的來意，為了民族大義，豁達慷慨的周恩來當即表示，“同心為國，絕無異議”，從延長油礦調來兩部鉆井井深達200米的木制鉆機和20多名技術人才，全力支援勘探開發。

在共同的努力下，1939年，玉門第一口油井獲得工業油流，成為中國人自己開發的第一個油田。它的成功不僅成為世界石油地質史上非海相油田的重要實例佐證，為新中國開發大慶油田提供了重要的依據，還為后來新中國石油工業的發展培養造就了一大批專業人才—“鐵人”王進喜就是其中之一，為我國現代石油工業的發展提供了有生力量。

▲木制鉆機，是玉門油田第一代鉆機

在動蕩的抗日戰爭時期，翁文灝除了直接領導油田的勘探、開發和生產，還在抗戰勝利后組織接管了被日本侵略者損毀的石油企業，接收、重建了各地區的儲油設施，為新中國的石油工業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生逢亂世，翁文灝卻不矯隱出世，不消極悲觀，以一顆赤子之心報國為民。八十余年人生路，他殫精竭慮，是動蕩年代埋頭苦干的建設者，他盡心盡力，是艱苦歲月自強不息的先驅者。他是中國近代地質學、地理學的奠基者，也是中國早期工業化的理論家和推動者。

在歷史波濤洶涌的長河中，翁文灝用實際行動，為中國地質事業增添了濃墨重彩的一筆。